香港開埠前只是一個寧靜樸素的小漁村,一場鴉片戰爭,為這小島掀開了不平凡的命運。
十九世紀三十年代,英商向中國大量輸入鴉片,對中國人荼毒甚深,清政府派林則徐為欽差大臣到廣州禁煙,他將英商的鴉片全數收繳,並付之一炬,最後引發了鴉片戰爭。面對英國的船堅炮利,清政府無力對抗,終於被迫簽下南京條約,割讓香港給英國作為賠償。從此,香港便變成了英國的殖民地,展開了不平凡的命運。
為何香港的鴉片貿易會盛極一時?
香港是因鴉片而開埠的,所以成為英國殖民地後,便順理成章成為了鴉片貿易的正式轉口港。在十九世紀中到二十世紀初,鴉片都是香港重要貿易之一,其時煙館林立,更擁有鴉片專買的特權。
一八八六年倫敦「禁止鴉片貿易會」力促國會通過一項譴責香港鴉片專賣的法案,但當時的香港總督認為禁煙對香港的收入影響太大,所以反對廢除鴉片專賣制度。到了一九零九年二月,上海舉行了國際禁煙會議遠東區會議,決議限制販賣麻醉毒品,加上英國國會對香港仍未禁煙的反對聲音亦愈來愈大,在種種壓力下,香港終於同年三月一日同意廢除熟鴉片出口的許可,同時封閉了二十六間煙館。到一九一零年二月,全港煙館查封,銷售和吸食鴉片終於成為非法,鴉片帶來的毒害亦成為了歷史。
上一輩人經常說「洗太平地」,究竟甚麼是「洗太平地」呢?那個「太平地」又指甚麼地方呢?
早期居於香港的主要是華人和英國人,英國人居住在所謂的上流社會,一切生活設施都很現代化,而華人大部分都是因中國戰亂和饑荒而逃難到香港,所以居住的環境和生活都十分惡劣,經常發生流行性的傳染病。一八九四年,香港便發生了一次嚴重的疫症──黑死病,即是鼠疫,重災區在以太平山街為主的太平山區。事後政府為了防止疫症傳播,於是禁止居民進入區內,後來更將區內的民居全部拆除,進行了大規模的清潔行動,而「洗太平地」便是由此而來,這個民居的原址最後更被闢為「卜公花園」。
那次疫症之所以會如此嚴重,其中一個原因是當時的華人大多相信中醫,患病時都習慣在家中醫治,結果將疫病傳染給家人。加上當時政府查疫人員一發現患者,便會將他強制送進西醫院隔離,很多人都一去不返,結果令更多華人不願到醫院診治。他們將病人匿藏在家,死後就偷偷棄屍街頭,令疫症傳播得非常快。疫症於一八九六年才受到控制,而全港有二千五百四十七人染疫喪生。疫症發生之後政府意識到華人惡劣的居住環境,是瘟疫發生的溫,於是下令華人居住的屋宇一定要建下水道和自來水設施,不符合規格的一律拆除,自此公共生便一直是政府關注的重要議題。
聖誕節本是普天同慶的日子,但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香港卻經歷了最嚴重的災難,因為由那天起香港正式進入了三年零八個月的日治時期。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軍首先由陸路進入新界,英軍在新界南部的醉酒灣防線堅持了數天,到十一日上午終於被日軍突破了防線,英軍守將只好放棄新界和九龍,退守香港島。十二日晚起,雙方開始隔岸炮戰,港島北岸在日軍猛烈炮轟下遭到極大破壞。十八日晚上日軍在港島北岸至筲箕灣一帶登陸,守軍在多個防線頑強抵抗,最後都分別被日軍擊退。二十五日下午,守軍指揮官向港督楊慕琦報告,守軍的彈藥及水源都被斷絕,無法繼續抵抗,終於當日晚上七時,港督在九龍半島酒店的日軍指揮部向日軍無條件投降,香港亦開始了三年零八個月的黑暗日子。
日治期間,日軍實行軍法統治,所有英軍及香港政府官員都被送進集中營,商人的資產被沒收、銀行存款被凍結、軍票取代了港幣,結果導致百業凋零、糧食和燃料奇缺、全港停電數月等,部分市民被強制返鄉,留在香港的市民只有六十萬,日子苦不堪言。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香港正式結束了三年零八個月的黑暗日子,回復和平。
香港最嚴重的火災發生在一九五三年。中國內戰期間,大量難民湧入香港,令香港的木屋區大量增加,那些木屋區設備簡陋,規劃混亂,極容易釀成火災。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石硤尾的木屋區便發生了香港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大火,火場面積綿延四十五畝,焚毀木屋七千多間,六萬多人無家可歸。
這場大火令政府下定決心制定徙置政策,興建多層的徙置大廈,逐步徙置木屋區居民。後來港府在災場重建了多座七層徙置大廈,開始推行徙置計劃,之後所謂的「居者有其屋」的公屋政策和居屋政策,便是當年徙置計劃的延續。
歷劫而生的除了「居者有其屋」外,還有香港的水利工程。一九六三年六月,因為長期天旱,香港供水緊張,加上當時中國亦陷入了經濟困難,廣東省有很多人湧入香港,加劇了香港水荒的情況。為了節約用水,政府首次實施四日供水四小時,在供水的那一天,所有街邊的水喉都會排滿長龍,曾經歷過的人一定不會忘記,而「樓下閂水喉」這經典名句至今仍叫人印象深刻。
當時的中國總理周恩來考慮到香港的水源嚴重不足,要解決那麼多人的食水問題,只有借助大陸的水源,於是決定興建東深供水工程。工程於一九六四年動工,一九六五年三月一日開始向香港供水,之後又擴建了幾次,在這段期間香港也增建了幾個水庫,從此香港便告別了水荒。
一九六七年香港發生了最大規模的暴動,事件的導火線是由天星小輪宣布加價五仙引起的。
自第二次大戰之後,香港經濟困難,巿民的生活十分艱苦,貧富懸殊,加上政府對社會福利並不重視,令社會充滿了對政府的怨氣。六零年代物價上漲,巿民生活壓力及對社會的不滿漸增,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七日,政府同意天星小輪上層票價由兩角加至兩角五仙,下層由一角加至一角五仙,加幅最高達百分之五十,因而激起巿民激烈反應。同年四月四日,一名青年蘇守忠在天星碼頭絕食抗議,警方於翌日以阻礙通道的罪名將他逮捕,消息傳開後,一批支持他們的市民即上街示威,最後演變成有人搶掠及燒車,及至警方出動鎮壓及實施宵禁,事件才暫告平息。
天星小輪事件平息之後,社會的矛盾並沒有解決,加上中國內地發生文化大革命,極左的思潮對打工階層產生了很大影響,加劇了社會的緊張氣氛。一九六七年五月,新蒲崗的人造膠花廠發生勞資糾紛,終引發了香港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警民衝突。人造膠花廠的罷工工人在工廠貼滿大字報,又走出街頭靜坐,引起了社會各界關注。各業工人紛紛前往慰問,每日川流不息,令罷工人士更加聲勢浩大。
港府後來出動大批防暴警察用武力驅散工人,又逮捕了部分工人,但激烈的鎮壓行動卻引起更強烈的反彈,大批工人及左派人士每日排隊到港府貼大字報抗議。五月二十二日警方再一次武力鎮壓,並釀成了流血事件,之後左派勢力開始以武力方式與香港政府對峙。示威民眾除了與警方街頭對峙、癱瘓交通之外,還到處放置真假炸彈,令社會處於極不穩定的狀態。
這次事件令香港經濟陷於低潮,資金大量外流,不少人移民外國,而事件亦暴露了當時香港社會勞資之間和官民之間的尖銳矛盾。港府事後為了安定社會,推出了新的勞工法例、增設民政司署專責處理官民溝通、將中文列為官方語言等,以懷柔政策紓解社會矛盾,終令香港在穩定的社會環境下再次邁入高速發展的階段。
社會經濟得到發展,帶來的卻是貪污問題。七十年代香港貪污情況嚴重,特別是一些與市民有密切接觸的部門,如警察、消防及工務局等。香港政府為了遏止貪污,在一九七四年成立了港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由港督授予獨立的調查、搜查、拘捕和起訴權力。廉政公署調查發現警察內部貪污情況非常嚴重,幾乎每個人都有所牽連,而總警司葛柏、探長呂樂及藍剛等更被查實是貪污大鱷。
廉署的調查觸動了每個警察的神經,使到警察內部人人自危。於是一九七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和十一月一日,近五千名警務人員及家屬到九龍警察球場集會,反對廉署調查,並向警務署長遞交請願信,在回程經過設在中環和記大廈的廉署總部時,部分人更衝上廉署總部打破玻璃大門及打傷廉署職員。後來港督作出讓步,頒令特赦一九七七年一月以前犯有貪污罪行的警員,事件才得以平息。雖然如此,廉署的行動對肅清香港的貪污行賄現象已經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這種作用一直到現在仍是舉足輕重。
香港開埠初期是一個漁港,每兩個香港居民就有一個是漁民,「浮家泛宅」便是早期香港人的生活寫照。所謂「浮家泛宅」或是蜑家,是指在艇上生活的漁民,由於他們很多時要出海捕魚,所以一家大小全都住在艇上,以海為伴,而當中又以香港仔最興盛。
南區的香港仔、筲箕灣、大澳、長洲、青山、大埔、沙頭角和西貢,以前合稱香港八大漁港,據港府一九六一年人口調查報告,南區漁民數目共有二萬八千多人,佔當時全港漁民總人數四分之一。由於香港的氣候一年中約有二百六十天以上是吹東南風或東北風,所以位於香港南端的南區,地利位置非常適合極需要「順風順水」的漁民居住,故此在一八四一年香港開埠初期,大部分居民都聚居在南區,是漁港時期的香港最繁華之地。八大漁港中以香港仔避風塘條件最優厚,不單鄰近海域漁產豐富,本身港口亦非常寬闊,是最多漁民聚居的地方。
漁民居於艇上,海便是他們的家,但在六十年代,他們的「家」不但陸續消失,連他們的生活模式、捕魚事業也起了天翻地覆的轉變。
二十世紀四十至五十年代,漁民大部分居於海上,香港仔避風塘的每個角落都遍佈著細小狹窄、設備簡陋的住家漁船。他們終年出海捕魚,過著的都是水連天、天連水,風吹雨打、顛沛流離的生活。由於他們沒有固定居所,導致下一代不能接受育,結果子女大部分只能繼承家業,繼續漁民的生活。
直至六十年代初,港府開始推行房屋政策,先後推出徙置及廉租屋,為了協助漁民改善生活,政府興建了漁光村及石排灣新區,徙置艇上漁民,而廉租屋「華富」的落成,更促使漁民陸續遷徙到岸上居住,因而衍生出所謂的「兩棲漁民」,漁民子女亦開始得以接受育,改變了世代為漁民的命運。「上樓」的機會成了漁民轉行的契機。他們有部分搬遷到鴨洲經營與漁業有關的生意及茶樓,頂峰時期整條鴨洲大街、洪聖街等都開滿了漁民子弟的店舖,即使上了岸,漁村味道依然濃厚。
漁村並非香港仔的唯一特色,早於十九世紀香港仔就成為了最先發展的工業區域,並曾被港府要求發展為市中心。香港仔由漁村發展成為工業城市,是由一八五七年建成的夏圃船塢開始,這個船塢僱用了很多人,當中相信很多是漁民。到了一八六零年代,船塢被黃埔船塢收購,改名為黃埔船塢,並一直運作至七零年代中才拆卸,現已改為香港仔中心。
上一代漁民大多數都不希望子女繼承自己的事業,只因做漁民太辛苦,社會地位也很低。漁民黃彩蓮說女漁民一般「上樓」後都不會再從事捕魚工作,因為怕出海後留在岸上的子女會因沒人看管而學壞,加上女漁民的地位很低微,所以她自己亦轉了行從事收魚的工作:「我大兒子及小兒子全都懂得駕船,但是我就不喜歡他們捕魚,完全不鼓勵。讀夠書當然就不想他們到水上做事,做漁民很辛苦,而且漁民給人的印象就是『水佬』,小孩子會抬不起頭來。」
五十歲的鄭華明出生自香港仔典型的漁民家庭,十多歲已經隨著家人出海捕魚。一九七零年開始他們一家遷到岸上居住,但仍沒有放棄捕魚工作,他與四哥鄭木水、五哥鄭木喜和六哥鄭華勝四人合資購入了一隻罟仔,每天黃昏時分從避風塘出發,到近海捕魚作業。捕魚需要很大的氣力,每次收網需要四名以上漁工幫忙,如果魚穫不多,他們更需要不斷轉移陣地追尋魚群蹤跡,工作非常辛苦。每晚逗留在茫茫大海工作超過十小時,四周漆黑一片,難免會有一份孤獨感覺,令人覺得厭倦。鄭華明說:「我想每一行當你做到某個限期,都會覺得很悶。我要養家,小孩也要讀書,即使悶也要做。但其實我很喜歡出海,每一次作業的地方都不同,經過的地方也不同,又可看到其他船隻,悶不悶其實是看你用哪個角度去看而已。」儘管鄭華明很喜歡自己的職業,但談到子女的將來,他則絕不希望他們繼承自己的事業,始終香港已不再是早年的漁港,要有更好發展,上岸是唯一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