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子錯落地擺了些疊平的紅白藍膠袋，是去年搬家時留下的。談到搬家、「走難」、貯物和來回羅湖，沒有比紅白藍袋更好用了。紅白藍三色，不期然令我想起法國的國旗：自由、平等、友愛。八十年代初期，清早隨母親回鄉，眼睛一矇，只見海關的地面，紅白藍袋滿場蠕動。儘管窮鄉親只是盯著紅白藍膠袋面的糧食，袋子也一併留下，他們會不會有一天注意到袋子顏色的涵義？一九八九年爆發的「六四」民運，我一直私自歸因於紅白藍膠袋的流行，儘管這不是一個受過學術訓練的人該有的想法。不過，八九年之後，大陸產的紅白藍袋逐漸不再用簡單明快的紅白藍原三色了，都變了雜色袋，或添些外國卡通人物圖案。紅白藍，簡淨，也沉重。
麻袋過日
少時家在窪地，木屋沒有衣櫃，常穿的衣服疊在床頭，不常穿的衣服用麻袋包起，吊在屋梁上，既省空間，又可免受潮。麻袋原是米袋，洗乾淨之後便可以自用；如果自己不留著用，可以賣給「收買佬」，換幾毛錢。梁上的包袱，是家當，也是一家人流離生涯的寫照。颶風時節，夜就看麻袋在火油燈下晃晃蕩蕩，連著影子，愈看愈大。後來舅舅出海當水手去了，退了工廠附近的房間，把樟木衣櫃搬來我家，麻袋的衣服便藏進了不同的格子。有時候忘記了，所有格子都要找一遍。從麻袋到衣櫃，要有一段適應時期。
現在家的塑膠衣箱是透明的，一眼看穿，找東西很容易。香港的富裕，是從麻袋改用紅白藍袋，從樟木衣櫃改用塑膠衣箱，新材料便利了大家的生活。從便宜的紅白藍袋到容易申請的提款卡和信用卡，現代社會豐富的物質生活全賴有毒的塑膠維持。
查考風物
傳說王家衛的電影在柏林展出，片中的紅白藍袋成為歐洲文化人的時尚，用來載行李搭飛機。如要選舉香港的民俗名物，雖然不知道其餘兩寶是什麼（鐵枝碌架床、圓摺凳？），但紅白藍袋應該可以列入「香港三寶」之一。有些紅白藍袋不是紅白藍色的，但都叫紅白藍袋，可見那種三色尼龍布料的「威名」。我沒有去採訪資料，但覺得它應該是由帆布袋演變成的，像軍營的那種，邊上有些銅圈讓棉繩套進去然後勒緊。我也不是布料專家，但猜想三色的布料可以方便街頭帆布店的裁縫，用「目測法」來量度寬度吧。
紅白藍袋是最「愛國」的現代文物，可惜迄今仍然無人去考究它的歷史。它是最低限度、最省材料的設計，但功能多多：耐磨、防水、有拉鏈密閉、有把手可提，而且可以完全疊平，不浪費地方收存。紅白藍袋是香港工業設計的偉大成就，它是沒有知識版權的，不知誰是發明人，仿佛是集體創作。早期的紅白藍袋，材料較厚，縫線粗而下針密，圍邊縫得緊，只是在上水的帆布店和雜貨店售賣，屬於作坊式產品。從記憶中，它大概是回應八十年代初期九廣鐵路和羅湖海關禁止回鄉的老者用扁擔挑貨物一事；回鄉客要改用手提的袋子，但是海關擁擠，回鄉的人又多是貧苦大眾，不會用貴重的皮箱，於是用尼龍布造的紅白藍袋便應運而生，並配以用鋼枝製造的、可折疊的手拖行李車仔。當時我們仍叫紅白藍袋做「大陸袋」或者「回鄉袋」，大可顧名思義。確定了禁用扁擔的年份（時），從靠近邊境的上水帆布店（地）開始訪查，應該不難找到紅白藍袋的始創者（人）。
低頭但不認命
後期的紅白藍袋，由工廠大量生產，價錢減了，在超級市場也可買到，材料較薄，縫線不那麼講究了。後期紅白藍袋大概是適應中港兩地頻繁交往用的，貨物交易的雙方不必即時「回收」袋子，可以隨便提走。現在國內出產很多帶輪子的仿製手拖皮箱（手拖篋），價格也隨著材料的品質下降了，便開始有中年男人用它來載物回鄉。平民生活水準的改善，往往是伴隨著生活品質的下降的，要貧民有魚有肉吃，有衣服穿，只能讓他們吃大量生產的有毒種類，穿有毒的纖維衣裳。資本主義社會的均富，靠的就是這個。然而，紅白藍袋子仍然沒有被這些手拖皮箱淘汰。
英文的bag people（「袋民」），是指那些把東西塞進膠袋，在城市流浪露宿的人。羅湖過海關的紅白藍袋，就像維多利亞海港裡的舊中國帆船一樣，代表香港人的流離生活，也象徵了香港人認命的安分守己和不認命的艱苦拼搏。不准用擔挑，就用布袋和車仔，禁令之下，低頭走過，帶我的貨。
《信報》 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二○○五年二月修改
後記：紅白藍塑膠布在台灣原名「草布」，是台灣廠商引入的日本塑膠編織技術製成，材料是聚乙烯和聚丙烯，將塑料拉成薄膜之後，切成線條，再用編織機縱橫交織而成。本是藍色，用以取代防水帆布，引入台灣後，用作婚喪宴會之臨時篷蓋，加入紅色以示吉利，亦方便日後移為他用。一九七五年入港，最先在青山道的家庭式工廠製作紅白藍袋，供應回鄉客使用，後來政府立法規定建築工地必須在外圍鋪設防護網，於是紅白藍膠布便隨處可見。
一九六八年之前，我讀的是村學，後來父母覺得村學的世界有限，必須進城讀書，以開眼界，於是考入了元朗的一所官立小學做插班生。那時元朗大部分是低窪地，乘十八號巴士上學，一路是養魚的池塘。官立小學建在遠離市中心的一個貧瘠的黃泥山崗上（名叫坳頭），不知是否逃避水患之故，或者是附近有元朗公立中學，山後也有政府的公務員宿舍群落，馬路對面是提供公費醫療的博愛醫院，坳頭這處就成了一個鬆散的官營經濟區。
人參與紅參
元朗市鎮與我村唯一相似的就是水患，下大雨的時候，很多同學涉水上學。有一次雨天上學，從巴士上看到同學的家被洪水沒頂，但她依然在學校等我，只是腰以下的衣服盡濕，布鞋滿是泥巴。她進廁所扭乾裙子的時候，我幫她用水沖乾淨鞋子和襪子，晾在書桌下的鐵枝上，開了課室的吊扇來吹。她說下午放學回家，洪水自然會退，再撿一些報紙把木柴焙乾，就可以生火煮飯。她父母是刻苦的潮州人，種菜的，在租金便宜的低窪地裡住。這是絕處求生，逆境求學。學校的教育向來都是裨補闕漏，真正的教育和鍛煉不是來自學校或者什麼野外領袖訓練營，而是來自真實的生活。野生的植物永遠比人工栽培的植物有營養和耐力，這是長白山野山人參與吉林紅參的差異。
學校的老師教學用心，都是來自師範學院的。其中有一位中文老師，是廣州珠海書院的博士，國學和書法修養到家，因為政府不承認大陸的學歷，來港之後要再考中文教師的牌照。後來我考上了官立英文中學，這位學問很好的小學老師獲得恩准，也跟著調職過來教中學。
大罷課
那時不是人人都可以讀書，我們都很珍惜。唯一不能上學的時候是一九七三年的幾天，文憑教師為了爭取合理薪酬而罷教（當時稱為「罷課」）。雖然熱心的張老師（諱名）向我們解釋了原委，但記憶中我們依然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只大略知道老師被政府剋扣薪水。上週從報章訪問司徒華先生的回顧文章才知道，那時教師的薪水一向與護士掛鉤，一九七一年政府調整薪酬，政府減了教師工資兩個薪級點，頂薪點不變，但護士的頂薪點提高了，對老師不公道。張老師負責組織教師會議，派發傳單給家長，在學校張貼標語。平常老師在美術課省著用的美工紙，竟然大張大張地給寫了毛筆字，貼在學校的柱子和牆壁上，看了覺得甚是可惜。
看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標語，不懂那個「孰」字，去問那個廣州來的中文老師，他解釋：「那是虛詞，出自《論語》，就是說，連這個都可以忍受，還有什麼不可忍受的呢？」罷課第一天，媽媽不信，說「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叫我還是拿書包帶弟弟一道上學去，免得老師給警察押了回來，依然要上課教書。結果我們回到學校，只見到一個老校役，往日在苦楝樹和馬尾松之間嬉戲的同學們不見了。回去的時候，在斜路遇上推木頭車的小販劉伯在開檔，便告訴他真的罷課了，他便無奈地收檔。那老伯賣廉價的零食，都是沒有牌子的土製品。平常他拿著蜜餞糖果在吆喝「跳樓貨呀！」，當時我們根本不知道是什麼意思，很久之後才在電視知道一個商人炒股票輸了家財，跳樓死了，他工廠的衣服便賤價推出市面售賣。
老師上電視了！
後來政府退讓了，老師得勝，學校復課，張老師游說同僚加入教師工會。到了下學期，張老師不見了，中文老師告訴我們，張老師組織罷課，得罪了政府，給調了去教育司署幫忙做「教育電視」。我們都替張老師抱不平，但是中文老師說，要是在大陸，張老師早給民兵拉去打靶，命喪法場了。
後來一個眼利的同學，在「小學英文」的節目之後，在製作人員的名單裡瞄到張老師的英文名字Morris，大叫了起來，「是老師的名字呀！」 原來張老師當了教育電視的編劇。最輝煌的一次，是張老師在熒幕上出現，戴了黑框眼鏡，飾演一個爸爸，班上的老師看到了，便說：「看，你們的老師上電視了！」之後還通知鄰班的老師也來看。看見老師上電視，我們很激動，後來竟然為了這個原因而非常留心英文教育電視的內容，因為當編劇的老師不時會客串上演一兩幕。
記得叫Sir Murray 呀！
中學的老師除了曾經當過政務官的班主任之外，就是教英文的游老師。他講書用的氣力極小，記性也不好，教不了情節太複雜的故事書，鄰班的故事書都教到Monte Cristo了，他一本薄薄的Prisoner of Zenda教了兩個學期，還叫我們揣摩人物性格，反省小說裡面「忍情」與「忘情」的真諦。我們當時考試每班的試題都不同的，老師有充分的自治權。
有一年麥理浩總督巡察元朗，游老師提醒我們，英文官校的學生在街上有機會被禮儀官截停，要求跟總督聊天，那時記得稱呼總督做Sir Murray，而不是Sir MacLehose；其他的，說什麼都可以。一句正確的尊稱，足以抵銷一切莽撞之言。
元朗市中心有一條排洪和排污兩用的大坑渠，一河兩岸，其臭無比。總督來的那年，元朗理民府的人在鄉村池塘裡拉了一大綑一大綑的水浮蓮，扔進排洪渠裡，浮蓮在水面散開，頓時綠意盎然。水浮蓮遇上臭水的營養，幾天之後，竟然開出紫色的花束，微風過處，搖曳生姿。總督見了，據說非常喜歡。浮蓮下面是無法整治的臭水，他大概也是知道的。
《信報》 二○○○年八月三日
七十年代末，香港仍然是勤奮創業的時代。那時我姨母的男朋友在本村開了用手動機的針織工廠，鄰村的山邊也開了玻璃廠，收購玻璃瓶子，小孩可以撿瓶子換些零用錢。針織廠請村裡的女孩工作，玻璃廠則環境太熱，只能招請年紀大的男人和婦女。這些「山寨工廠」的技術訓練有限，工資也不夠城裡的多，只是省下交通費用，父母也不用擔心女兒出外會學壞。喜歡賺多些錢的，一般也到荃灣的工廠區工作。由於有了工廠就業的保障，村裡開始有人投資農副產品的事業，例如養金魚和養雞養豬，甚至養餵金魚的沙蟲的也有。養鴨的很少，田主怕走地養的鴨子會吃光表土，萬一鴨場倒閉，農田就不能復耕了。
土裡謀食，淘沙取蟲
污泥可以培養紅色的沙蟲，溪邊的污泥混了爛葉，就有一堆堆的沙蟲寄生。沙蟲猩紅如血，尾巴插在泥中，嘴巴在吃微生物，身軀隨波逐流，若不嫌它們臭，混在綠色水草之間的沙蟲搖曳起舞，夏天無事可做，足可以看個半天。魚群定期游過沙蟲群，來不及縮回泥裡的，便成為魚的點心；縮回泥裡的，如果魚兒吃不飽，也會撅起嘴巴在泥裡搜索，一樣把蟲子找出來。
在沙蟲仔一家搬進村裡之前，我不知道沙蟲也可以養，也有人養的。我還以為金魚店裡面賣的沙蟲，是在河溝裡的野生沙蟲。養沙蟲是金魚農場的附屬事業。當元朗一帶開始了金魚農場的生意之後，便有人在偏遠的鄉村打沙蟲養殖的主意。養沙蟲要用雞糞，沙蟲池非得遠離民居不成。雞糞在養雞場外堆積如山，可免費取到，自帶竹籮和擔桿去搬就是。
沙蟲仔本來是有名字的，但因為爸爸叫沙蟲佬，我們就叫他們幾個小孩做沙蟲仔了。養沙蟲是吃苦的生涯，沙蟲佬在山邊租了便宜的荒田，築高田堤，把一擔一擔的雞糞倒下去，放水浸泡，讓它發酵，憑著細菌分解的熱力和白天的陽光，田裡的水溫便加高，投入成年的沙蟲作種，下卵之後，很快就培養出沙蟲群。困難就在收穫，沙蟲是藏在污泥裡的，要用蚊帳布袋把泥巴裹起來，在水潭裡來回淘洗，去泥取蟲。一次豬肉八叔經過山邊，看見沙蟲佬淘洗，用的腰勁很大，跟他說：「好像跟女人歡好的樣子，你老婆好幸福啊。」沙蟲佬聽了只是苦笑。沙蟲仔則帶了弟妹，在臭水田邊追趕在水田下卵的蜻蜓，擺出一副不懂事的城裡孩子模樣。
人算不如天算
那時候香港人還沒有進大陸養殖金魚，大陸自然也沒有沙蟲出口香港，城裡的工人消費旺盛，家裡養金魚的很多，沙蟲是不愁銷路的。問題是沙蟲佬和他的老婆後來發覺兩個人的手足都長了濕疹，去了博愛醫院領了膏藥，塗了也不見好。他們畢竟是來自城裡的工人，對沙蟲田裡和河溝裡的細菌敏感。濕疹不斷擴大，這下沒救了。他們被迫聘請三名臨時工來淘洗沙蟲，結果入不敷出，沙蟲生意賠本了，還欠下工人的薪水。沙蟲佬夫婦被迫結束養沙蟲的生意，留下幾個子女在家，自己在工廠加班工作，賺錢還債。
沙蟲仔每天拿著爸爸給的兩元錢，在村店裡買幾個米餅給弟妹吃。過了幾天，弟妹給餓壞了，沙蟲仔路過我家，弟妹說要吃飯，我便把剩飯放在土鍋裡，加鹽水燒熱，下點豬油給他們吃。我責備沙蟲仔說：「餓死弟妹了，你真不行！」沙蟲仔哭了，像個城裡來的破落戶。他們父母都不知哪來的膽，隨便就創業，失敗了就出城工作，丟下兒女在家吃苦。
煮粥，不要煮飯
我告訴他，村店的婆子賣的東西，利錢太高，兩元錢買不了什麼東西。我叫他吃飽了，走八個巴士站的距離，到八鄉警署的十字路口，那兒有一個潮州佬開的穀米飼料店，叫永利祥（今已倒閉），我家是那米店的老主顧，說是阿雲他家介紹的，兩元可以買到兩斤半的碎米碌，回來我再教他煮粥。
沙蟲仔下午回來了，用三角紙袋裝了碎米。我教他如何淘洗，量度水分，然後帶他到山裡撿柴草生火。因為爸媽都不在家，我便在家裡的灶房教他煮粥。我不教他煮飯，因為用柴爐煮飯要有火工，看他是無法掌握的，而且燒焦了便壞了伙食；煮粥就十分安全，稠一點稀一點都能吃。粥煮開了，便撤了火，帶他去荒地採野莧菜（馬齒莧）、蕹菜，也順便在山溪搬開石頭，抓了十幾隻黑蝦。回來再生一次火，下鹽、下菜。這樣，他就跟弟妹吃了一頓幾毛錢成本的晚飯。往後他便自己懂得照顧弟妹了。
沙蟲佬賺夠錢還債之後，便退了田，帶兒女回荃灣去了。沙蟲仔也沒有向我道別，兒童之間的交情不濃不淡，就好像吃粥一樣，非餐非飲，不飢不飽。我只是希望他學來的煮粥之術，以後都用不著。
窮人的孩子早當家
粥煮熟了，撤火等一下，讓米發大，這樣會吃得飽一點。這是我在小學時候，潮州女同學教的煮粥法，她就是上次我提起那個父母在窪地種菜的那位。她升中考試的成績不好，畢業之後我上了中學，她便去了工廠打工，從此失了音問。
只有一次，我中學會考放榜之後，在元朗街頭碰見她。她告訴我已經跟父母鬧翻了，搬了出來，在元朗租了一個房間，讓弟妹放學之後在房裡溫習功課，也督促他們上補習社。他父母教育水平太低，長時間要弟妹在田裡幫忙，誤了學業。她知道我順利考上了高中預科班，眼裡迷茫。我們也知道各有前路，也就像浮萍一樣地分開了。
她才是真正的野山人參，而我頂多只是悉心培育的高麗參罷了。至於現在的小孩，樣樣服侍周到，不思長進，還要嫌三嫌四，雖然他們家財豐厚，但頂多是吉林紅參，花旗參，甚至沙參。
《信報》 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古有揚州十日，今有香港十年。香港回歸之後，自殺風氣熾烈，毀家自殺者眾，而且締造了藉著燒炭釋出一氧化碳自殺的技術突破。往日帝王不願意見到的「富餘人口」，或令其流放邊疆，或借故滿門抄斬，如今苦民自行毀家自殺，印證了現代政術之進步。六十年代的拉美國家，以至近年內地破落的國營工業城市，失業工人殺妻滅子，家散人亡，在在皆是。按照非官方的統計，中國每年有兩百多萬人自殺死亡。自行消失的人口，一如在產品製造流程中刻意植入的技術缺陷（built-in defects），讓其日後自動報廢，統治者的社會工程，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一世紀，兩百年間，可謂大成矣。
考試危害生命？
人皆有死，貧富賢愚，一筆勾銷，此乃人世最終之公平。然而平日屍首橫陳之香港報章，忽然呼籲市民愛惜生命，勿「自絕於人民群眾」，高官譴責挾子女同死之父母，又組織「生命天使」四出偵查自殺者，強迫接受特區精英的思想改造，建議學校開辦「生命課程」，而不知正是因為各種社會工程，只能從搖籃跟到墳墓，不能超越陽世，教育署的「八大學習領域」和「九大共通能力」，只能橫掃特區，不能直入地獄，才令地獄成為逃避社會工程的自由之鄉。然以道家而言，閉塞耳目，任由外界的庸人自擾，即得安寧，毋須勞神自殺也。負資產是銀行胡亂借貸的問題，不是自家的問題，破產即可脫身；丈夫在大陸包二奶，也是他的問題，離婚即可。無鬼，又怎死得人？香港人號稱自私，其實很多都不知自我為何物，偉大得將不是自己的鬼問題都包攬上身，自尋死路。
自殺者之中，竟也有考試不能取得佳績的小學生。往日我讀書時期，取得六十分及格已是萬幸，如今「教育萬能論」肆虐，家長患了教育偏執狂，兒童考試不能取得八十分以上，即受苛斥而生內疚，便從高樓縱身一跳，擺脫特區全民終身教育的魔掌。
「升中試」一招了斷
舊日讀小學，有考試「出貓」（作弊），無考試自殺，因為不敢奢望幸福前程，大家都打定輸數，升中試不及格，就要靠自己謀食。那時的升中試平實得很，只考中、英、數三科，客觀直接，打死無怨。中文科要背誦成語、諺語、歇後語等，哥哥留下的一本《升中試中文科備考》，雖然久經翻閱，已成殘篇，但都會在冬夜的爐灶旁細細展讀，唯恐有失；「看圖作文」限定以四百字描述圖畫，也容許適當發揮想像力；尺牘則考精簡而優雅的信函。英文要考文法和單字，作短文。數學要鬥快算出答案，在二十秒內解決一條多項選擇題。分數與小數換算和混算，為了鬥快，便背誦以十六為分母的「市仔訣」，訣云：一、隔位六二五；二、一二五；三、一八七五之類，即是說，十六分之一等於零點零六二五，十六分之二等於零點一二五；餘類推。大家如實背誦，不敢怠慢，因為老師說，「市仔訣」的換算技巧，可以在街市計算斤兩（一斤有十六兩），例如八元一斤的豬肉，人家買五元，用「市仔訣」便很快「心算」出該給多少兩。
那時家道中落，前路茫茫，總之是對謀生有用的知識，都不敢不學，連父老說的「日棍夜刀」之類的旁門，現在都記得，即是說日間打鬥要拿長棍，黑夜打鬥要用利刀。街頭擺賣的平民書，如陳永泰書局、馬健記、友聯出版社之類的，講謀職書信、英文會話、青年修身的，都會買一兩本看，準備隨時離校謀生。那時坊間還沒有教人發達或潮流消費的書，一切都強調實用。
打醒精神做人
升中試放榜，我竟然順利進入免費的官立中學。過了中三，又準備考中學會考，再要背誦知識，學習各種考試訣要。英文要考文章摘要 （Precis Writing）之類，一篇長文節寫成一百字。老師還特意教我們「考試體」的英文草書和數字寫法，小學Copy Book學的俏麗草書統統要簡化成印刷體；數字要直，例如阿拉伯數字的5（幼稚園教的「秤鉤5」），那個曲鉤要寫成直鉤，節省時間，「遮柄7」也要寫成直尺7。當時在學校堅持一切講英文的徐副校長教誨我們，打醒精神做人，會考之外，什麼都不要管。他說在一九六七年暴動前後，港大的同學有些出外參加示威之類，他就老老實實讀書考畢業試，終於以優異成績畢業。他教我們作文寫地址，一律寫「1 King's Road, Hong Kong」，中文作文就寫「香港英皇道一號」，不要費力寫什麼新界元朗安寧路XX號二樓閣樓（即大XX酒家斜對面）之類的真實地址。避用黑色原子筆，因為恐防遇上神父改卷，引起反感。
趕赴會考試場，要帶准考證、文具和五十元的士錢備急。會考試場是神聖的，平日的雙行座位變成單行，考官宣讀指示、試題開封、舉手索取額外紙張、用工字繩串起答題紙、考官核對考生編號等，一切莊嚴進行。試題千錘百煉，印刷從不出錯。怎會像回歸之後，試題愈出愈淺，而且出錯有之、印錯有之、釘錯有之，不成體統，若為這種考試而自殺，著實不值。
大道廢，有仁義
那時的教師專業化程度不及現在，但學問素養和人生閱歷遠勝現在的專業教師。考試課程守舊，學校專一，除了考試之外，什麼都不管。考試之後，是無邊無際的自由。
五四時代的新學者，常詆譭八股文妨礙心智，但優秀的舊文樸素通達，遠勝很多白話長篇。我的中文修辭，多來自大學期間鑽研清代的奏摺舊文。中國現代高等教育之父，思想開明的蔡元培先生，就是前清最後一屆進士，而不是什麼哈佛女孩、耶魯男孩。知道了什麼是真善美，就不必胡謅八大領域、九大能力與多元智能，更不敢說教育萬能，從經濟轉型到預防自殺，都要由學校包攬，弄得學生自殺，教師也自殺。
《信報》 二○○二年五月二日
上週一大雨滂沱，風雷震動，早上出門之際，門窗隆隆作響，有如颱風來襲。傍晚在辦公樓靜觀雨打山坡，草木搖曳，無心久留，便擎傘而出，原先準備坐地鐵過九龍，避開擠塞，見巴士站有一○一號巴士靜候乘客，空座甚多，不假思索便登了車。巴士到達銅鑼灣，膠著不動。過了三十分鐘，進了海底隧道，依然車行如蟻，便反省當初何以無知無覺，以為一切尋常。回家之後，才知葵涌倒了貨櫃，旺角榻了棚架，馬路塞得一塌糊塗。
心臟搭橋
地上的火車，無論如何電氣化、高速化，由於穿州過省，人馬雜沓，總帶點浪漫不經。即使鐵路公司早已改稱列車，乘客總愛叫它做火車，那是燒煤炭的人力蒸汽發動機所牽動的、帶點工業社會初期的浪漫與神經質的交通工具。世上有懷舊之火車路，有火車模型與動畫，然而地下鐵路則是鐵的路，在都市地底的隧道中奔馳，聚散匆匆，容不下浪漫。地鐵是被膽固醇堵塞了動脈的都市心臟搭橋術，非城市之光，乃城市之病。香港的地鐵比巴黎的光潔順滑，非管理了得，而是香港地鐵乃新式搭橋。巴黎地鐵是老搭橋，人工管道漸漸堆積起脂肪污垢，髒得連自己也豁達起來，變得如火車一樣的浪漫可親了。
香港市區背山靠海，平地狹窄，車路擴張到了極限之後，市區難以容納密集的地面交通，地下鐵路成為補救之法。地鐵於一九七五年動工，一九七九年十一月觀塘至石峽尾段通車，年底伸展到尖沙嘴，翌年二月到中環。荃灣支線於一九七七年興建，一九八二年通車。香港地鐵在城市充分都市化之後才興建，又只以直線連接旺區，保證運輸效率；分段建設的策略，雖然擾民，但可縮短回本期，地鐵站的上蓋物業租售的收入，亦歸地鐵所有，其經營可謂得天獨厚。
地下秩序
地鐵貫通港九之際，正是英國知悉中共決定於九七大限收回香港之時，亦是香港工業北遷之始。第一階段的地鐵總結了香港的工業時代，路線連接荃灣、觀塘和中環，兩端的工業區與平民廉租屋區都以中環金融區為終點，貫通了香港經濟命脈。工業時代講究工人和白領階級的自律，地鐵應運而生，擔當了在香港公共秩序史上的規訓（disciplining）角色。
信息簡單時代的木頭馬車可以雕龍畫鳳，信息豐富時代的火車亦可用若干古典裝飾（如往昔的西伯利亞列車），但信息過剩時代的地鐵則必須簡化信息，以收控制之效。地鐵是地下鐵路，也是地下鐵棍。在信息紛擾的城市管理人流，要簡單明確。地鐵採取了簡約的功能主義，公用地方的建築材料盡用玻璃、不鏽鋼和紙皮石，線條劃一，字體工整，中央冷氣，處處照明，用電動樓梯催趕行人步速，並勸乘客在電梯靠右站。乘客接觸不到司機，亦看不見車外景色（工業區的高架路段除外），收費以入閘與出閘的距離計算，不理中間過程，乘客如不知自律，大可在兩點之間漫遊。地鐵是病院通道，是城市工人由住家到工作間的自助輸送帶，不滿安排者可以跳軌自殺。為了杜絕後者，月台近年裝上自動幕門。
社會合約
地鐵通車之後，香港回歸在即，人心惶惶，廠家北遷，人才外流，面對全球化資金流動之危機，港英政府想出高地價政策一招，將港商在內地賺取的利潤用樓宇投資回收，不需境外徵稅，再配合地產公司上市，透過樓房和地產公司股票吸納東亞和南洋的遊離資金。資金寄存於香港，有利銀行借貸和其他金融業務。配套措施有五：一是限制土地供應製造市場緊張；二是以填海取得海濱豪宅地皮拍賣，將海港兩岸的美景私有化，善價而沽，帶領市價上揚；三是以聯繫匯率固定幣值；四是銀行專以樓宇物業來抵押商業貸款；五是容許樓宇貸款採用無限個人責任，無法供樓的買主要個人負債，不可交回物業便脫身，即是不能如分期付款買電視機一樣，交還所買的商品可了債，地產商出盡各種哄騙之術抬價促銷，政府亦不禁止。五法齊下，樓價飛升，交易旺盛，消費蓬勃。
政府不必加稅，靠賣地就可應付公僕加薪、大型基建及不斷改善的醫療、教育和社會福利，維持治安良好，公共服務完善，令富豪世家、專業人士和跨國人員在此地安居。雖然填海破壞香港海山美景，地產壟斷令地租騰貴，小商戶難以立足，但此法可回收境外利潤，提早套取稅款，充實府庫，徵稅又多來自富豪和中產階級，再以公屋、教育和醫療補貼勞工階級的基本生活，只要地價平穩上升，大家相安無事。高地價政策背後的政治經濟協作，是香港真正的社會合約。
港府假手地產商人，間接向市民徵稅。香港地產商的角色，與羅馬帝國時期的稅收包銷商（tax collector）近似——帝王將轄區（通常是新征服的郡縣）收稅之權外判予商人，商人向帝王承包固定的稅款之後，多收的稅金歸己所有，於是向庶民棍棒交加，上下其手。英國舊時亦一度將某些稅收外判（tax farming），由諸侯代理，不料此法竟在香港發揚光大。
和諧不再
巴黎地鐵的支線，是為了社區民主，地鐵網絡縱橫交錯，人人受惠。香港地鐵的支線，則是為了搶割地產收益。地鐵港島支線一九八一年動工，一九八五年金鐘至柴灣通車。東區海底隧道於一九八九年啟用之後，地鐵延長觀塘線（先至將軍澳再至調景嶺），並經東區海底隧道與港島線結合。支線沿路發展密集住宅和商業大廈，並為新闢市鎮提供運輸支援。規訓者的道德基礎瓦解，於是加入文飾，柔化嘴臉，例如採用俗艷書法字體、鑲嵌壁畫等。
高地價政策的第一次崩潰，是聯繫匯率被外圍炒家狙擊，觸發九七金融風暴，這是急性病。第二次崩潰則是慢性病。工業和商業服務北遷之後，中產階級貧乏化，無法負擔高樓價。填海製造的豪宅地，令海港收窄，醜陋不堪，連富豪與遊客都無法忍受。高樓林立，都市成為「熱島」，塵埃穢氣不散，瘟疫流傳。新政府亦不顧全與地產諸侯的賓主距離，開始拉攏私交，暗盤賣地，而不是公開拍賣，盡取利益。於是稅吏內鬨，和諧不再。
去年大暑日，自中環站步出，頭頂幾塊外牆電視播出震耳欲聾的廣告，推銷豪宅的幾隊地產經紀阻街拉客。諸種地下鐵棍沉不住氣，冒出地面招搖，這邊雙龍出海，那邊黑虎掏心。觀此末朝氣象，我抹了額前的汗，低頭一笑。
《信報》 二○○五年五月十九日